焦虑而尴尬的巴西新兴中产阶级

在前总统卢拉执政的八年里，巴西有3500万人摆脱贫困，成功跻身中产阶层，现在巴西中产阶级的人数占全国２亿人口的５４％。然而在全球经济低迷的大环境下，刚刚走出技术性衰退的疲软经济以及对未来生活的不确定令巴西新兴中产阶级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焦虑。

在巴西国内，中产阶级的标准是家庭人均月收入在２９１－１０９１雷亚尔（约合人民币６７０－２５１１元），并且“在未来不太可能重返贫困状况”。然而事实上，英国《金融时报》通过分析数据发现，巴西的中产阶级非常脆弱，万一经济衰退，这些中产阶级随时可能重新变穷。

在这一区间中，巴西的中产阶层又被细分为三个等级：其中，人均月收入在２９１－４４１雷亚尔之间的为“中产阶层下层”；收入范围处于４４１－６４１雷亚尔之间的为“中产阶层中层”；而收入在６４１－１０９１雷亚尔之间的则为“中产阶层上层”。

中产阶级的压力有多大？从今年的圣诞节消费可窥豹一斑。

圣诞节在巴西的地位基本相当于中国的春节，然而咨询公司Hello Research的调查显示，２０１４年３０％的中产阶级大幅削减了圣诞预算，人均礼物消费金额也从去年的５０雷亚尔降至３０雷亚尔左右。

今年的圣诞节对圣保罗人费尔南多·洛佩斯而言并不好过，他的第１３个月工资全部用于偿还之前信用卡消费和房贷，圣诞节的采购金额比去年有了明显的下降，明年的家庭开支令他倍感压力。

洛佩斯在圣保罗的一家地产公司工作，他有一个做全职太太的妻子和一个９岁的儿子，月入４０００雷亚尔（约９２００元）的他习惯称自己为“中产阶级上层”，

习惯透支消费的巴西人也开始注意储蓄。咨询公司ＴＮＳ Ｂｒａｓｉｌ日前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６４％的消费者倾向于用现金购买圣诞礼物。消费模式的改变背后是巴西经济整体低迷，今年第三季度巴西经济环比增长０．１％，虽表明走出技术性衰退，但总体仍处于停滞。巴西中央银行本月公布的《焦点调查》报告显示，金融市场分析师将２０１４年巴西经济增长预期由下调至０.１３%，如果该预期属实，将是２００９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瓦加斯基金会的统计显示，１１月份巴西消费者信心指数跌至２００８年１２月以来最低点，而且消费者普遍对经济发展前景不看好。某巴西民调机构日前进行一次针对巴西主要城市中产阶级的民意调查，数据显示，５１％的受访者认为明年的通胀程度高于２０１４年，仅有７％的受访者对明年的经济情况表示乐观。

经济学家奥利维拉认为，中产阶级购买力下降主要是受物价上涨和利率提高影响。数据显示，截至今年１１月的一年内巴西通胀率为６．５６％，远高于政府年初４.５％的控制目标。为控制通胀，巴西央行数次调升基准利率，目前已达１１．７５％。

经济压力之外，新兴的中产阶级还面临着尴尬的公共服务选择。

洛佩斯和妻子很想再要一个女儿，可是他们深感负担不起多一个孩子的开销。“孩子的抚养和教育费用太高了，我们现在都不敢生病，一旦生病住院，家庭经济就要出问题。公立医疗质量太差，私立太贵去不起。”洛佩斯说。他的话代表了不少新兴中产阶级的心声。

去年六月份，圣保罗地区爆发大规模示威游行，数万人走上街头，抗议公交系统涨价０.２雷亚尔，最终竟然演变为一场全国性的抗议浪潮，导致政府最终放弃了涨价意图。新兴中产阶级在其中扮演了主力军的角色，以至于前不久圣保罗想要对公交系统提价还要赶在年底假期，市民都外出度假的时候进行。

巴西著名报纸《圣保罗报》旗下民调机构针对那次抗议浪潮的调查数据显示，抗议者中84%不隶属于任何政党，77%接受过高等教育，22%是学生身份，53%年龄在25岁以下，80%通过社交媒体“脸谱”获知消息参与；而其抗议理由：56%针对公交涨价，40%指向腐败，27%要求改善交通系统，24%反对政治家。

这次抗议的背后，是新兴中产阶级长期以来在巴西社会中高不成低不就的尴尬位置。社科院拉美研究所副主任郭存海表示，脱贫的新兴中产阶级已经不再满足于解决温饱、有学上、有病可医等最基本的生活和服务需求，而是不断提出的更高的新要求，比如改善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水平。

遗憾的是，疲于应付巨大贫富不均的卢拉和罗塞夫政府都没能对新兴中产阶级的这一诉求做出令人满意的回应。已经成为巴西社会主体的新兴中产阶级没有足够的资金选择私人教育和医疗服务，因此对公共服务的依赖度仍然较高，但同时面对质量不佳的公共服务又心有不甘、不满。由此观之，当前巴西社会矛盾的根源在于不断扩大的中产阶级及其不断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同落后的政府服务能力之间的矛盾。

而巴西银行联合会前首席经济学家罗伯特·特勒斯特从另一个角度表达了他的忧虑，他认为巴西经济要发展，中产阶级诉求要得到满足，最根本的是解决滞后的劳动生产率问题。

特勒斯特说，巴西现在最可怕的地方在于“每个人看起来都很忙，可就是没有产出”。事实上，巴西人的实际工资水平自２００３年以来上涨了３０％，但劳动生产率一直停滞不前，经济效率的低下令政府难以负担国民的工资增长和高福利待遇，这与新兴中产阶级的利益诉求形成了巨大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