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心仿代表：建议“安乐死”合法化

“你叫他快乐地完成他最后一个意愿多好，何必叫他在痛苦中煎熬呢！煎熬中还要消耗掉国家大量的资源。”

安乐死在我国一直是个禁区，也为法律所禁止。

“随着社会进步及科技条件的发展，安乐死问题越来越受社会和民众的关注，公众对安乐死的认同感越来越普遍，社会各阶层对实行安乐死的呼声和要求越来越高，安乐死的立法条件也趋于成熟。”全国人大代表、东营市蜂蜜研究所所长宋心仿在2011年全国两会上提交了一份关于“安乐死”合法化的建议。

宋心仿代表告诉《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国家现在讲‘以人为本’，就得尊重人的意愿，尊重已经无法救治且活得极端痛苦的病人的意愿。你叫他快乐地完成他最后一个意愿多好，何必叫他在痛苦中煎熬呢！煎熬中还要消耗掉国家大量的资源。”

安乐死”一词源于希腊文，意思是“幸福地死亡”，是指对无法救治的病人停止治疗或使用药物，让病人无痛苦地死去。荷兰是第一个将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其后，日本、瑞士等国和美国的一些州也通过了安乐死法案。由于安乐死的问题比较复杂，涉及道德、伦理、法律、医学等诸多方面，我国至今尚未为之立法。

就在我国两会召开期间，邻国印度的最高法院于3月7日裁定，医院可在法院监督下，对患绝症而无法医治的病人实施“被动安乐死”。这是印度首次允许对病人实施安乐死。

安乐死分为两种，被动安乐死指医生放弃治疗或停止使用生命维持设备，任病人自然死去。主动安乐死指医生使用药物或其他方式结束病人生命。

今年1月10日，海峡对岸的台湾通过《安宁缓和医疗条例》修正案，明确病患者经确诊为“末期病人”，且其最近亲属签署《终止心肺复苏术同意书》，医师就可移除呼吸器，让病人安宁离去。这意味着，安乐死立法在台湾迈出制度化的一大步。

寻求立法之路

实际上，关于“安乐死”合法化的建议及议案并不是第一次出现在全国两会上。

在1988年七届人大会议上，中国妇产科学和儿科专业的泰斗严仁英和胡亚美在议案中写道：“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与其让一些绝症病人痛苦地受折磨，还不如让他们合法地安宁地结束他们的生命。”1994年全国两会期间，广东32名人大代表联名提出“要求结合中国国情尽快制定‘安乐死’立法”议案。1995年八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有170位人大代表递交了4份有关安乐死立法的议案。1996年，上海市人大代表再次提出相关议案，呼吁国家在上海首先进行安乐死立法尝试。在随后于1997年首次举行的全国性“安乐死”学术讨论会上，多数代表拥护安乐死，个别代表认为就此立法迫在眉睫。可见，给“安乐死”立法是一件顺应民意的事。

2002年，全国政协委员田世宜要求为安乐死立法；2003年，全国人大代表王忠诚等人建议北京率先试行安乐死；2006年，全国政协委员赵功民在提案中再次提到：“安乐死合法化短时间内虽然不可能，但可以先从试点开始积累经验。”2007年，当时28岁的银川女孩李燕由于身患重病27年，双腿瘫痪，生活无法自理，通过参加全国两会的人大代表帮她提交“安乐死申请”，曾一度引起全国网民的关注。

宋心仿代表今年呼吁全国人大，尽快将安乐死立法列入立法程序，力求使安乐死合法化。

“如此，既能很好地解决绝症病人的痛苦，实现申请者的心愿，也有利节约社会资源，减轻病人家庭负担，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

尊重临终病人自愿选择权

据调查，每年都有不少身患绝症、痛苦不堪的病人不但救治无望、忍受自身的病理痛苦，同时还眼睁睁看着给家人带来经济、身心的负担，承受着双重的折磨。很多家庭在病人受罪、家人受累、国家浪费中痛苦地煎熬着。

“但由于我国法律不允许病人选择安乐死，病人只能在医院绝望地一天天拖着，导致家人的负担越来越重，甚至负债累累。一个身患绝症不能救治的病人甚至最终毁掉了一个家庭的幸福！病人痛苦地度日如年，也使自己的家人痛苦地陪伴，由于没有法律的允许，许多病人或真正关爱病人的亲属很是无奈。”

宋心仿代表讲述了他的一个朋友的故事：一个公务员，42岁患弥漫性肺癌，到北京检查，主治医生告诉他妻子，已经没有救治好转的可能。但这个病人是医保处处长，医疗报销有保障，就回老家继续治疗。生命维持了1年零11个月，花了200多万。治疗期间，他痛苦地说，我不治疗了，他叮嘱他的儿子，我是有今天无明日的人，你以后就靠自己奋斗。他儿子说，你放心地走吧。这样的话不知道说了多少次，起码交代了10次后事。最后真是度日如年，病情持续恶化，转移到骨髓里去了。最后还是他自寻短见，他跟妻子说要上卫生间，不到一分钟，从4楼跳下去了。

“他知道他是要死的人了，最后他也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同样的结果，为什么就不能让他完成人生中最后一个意愿呢？”宋心仿说，“国家法律应该尽快给人以选择安乐死的权利！现实生活中很多救治无望的病人期盼着让自己有尊严地死去，有的病人甚至不得不寻找方法设计自杀。相当一部分绝症病人渴望着将安乐死尽快合法化。许多有识之士也认为，与其让绝症病人痛苦地遭受着折磨，不如让其自愿选择通过合法程序，尊严安宁地结束自己的生命。”

宋代表认为，通过立法使安乐死合法化，不但尊重了临终病人的自愿选择权，解除了绝症患者的痛苦，保持了其人格尊严，还减轻了社会与其家属的物质、精神痛苦。据北京等地的调查表明，80%的人赞成我国实行安乐死，认为安乐死合法化是“以人为本”及人性化的具体体现，是国家法制化越发成熟及社会进步的表现，是社会发展与民生民意的必然和需要，也是社会文明的真实体现。

有人认为实行安乐死是一把双刃剑，其积极作用很大，但又担心让不法之徒有空可钻。例如为了谋夺遗产、逃避责任等，借用安乐死合法化阴谋杀人，这是我国安乐死立法面对的最大顾虑。

“我们绝不能因为这点疑虑就止步不前，就置大局于不顾！更何况这种疑虑完全有办法予以解除。”宋心仿代表建议，在制定安乐死法律及实施细则时，要对安乐死的条件加以严格界定，对实施的过程进行严格的限制和全面的监督。

首先申请条件要严格限制，实施程序要严加规范，监督措施要完善到位，全面规范具体实施步骤和行为。严把每一关，使每一个案例都做到依法、科学、透明，既要对正当合法的安乐死实施者以充分的法律援助，又全方位堵塞个别别有用心者有可乘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