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假报道的传播动因及治理思路

“36”、“37”本是普通数字，却被一些网站编造为划分事故等级的“高压线”，以此质疑各地政府瞒报事故死亡人数；“上访村长”钱云会之死，原本是一起简单的交通事故，却一度被网络和部分媒体报道成“警方参与的蓄意谋杀”；河北大学学生李启铭酒后驾车肇事，警方求证其身份时，他承认“我爸是李刚”，却被一些人故意断章取义，变成他叫嚣“我爸是李刚”。这三起典型虚假报道事件，激化矛盾，侵蚀媒体和政府公信力，造成了恶劣影响。

虚假报道是指两类广泛传播的信息，一类是“虚”的，仅显示部分事实，从而不能真实反映事实或完全扭曲事物本质，如“我爸是李刚”；另一类是“假”的，故意制造或主观臆测的信息，如“钱云会被谋杀”。

虚假信息、各类谣言古已有之，但是当虚假新闻搭上互联网这一现代传播工具时，其传播速度更快、范围更广、危害更大。在互联网时代，虚假新闻的传播速度常常快于真相的揭晓，而且一旦虚假新闻在网上传播，由于多方转载的原因往往会永久存留于网络空间，即使事后得以澄清，其影响也难以完全消除。要从根源上对虚假新闻进行治理，就必须深入分析网络虚假新闻的传播动因。

利益动因：制造和传播虚假新闻的主要推力

虚假新闻的传播，表面上看是“真”与“假”的问题，本质却常常是利益问题。无论是虚假新闻的主要制造者，还是主要传播者，往往都有其利益考量：或政治需要，公开造假；或于己不利，隐匿真相；或惟利是图，推波助澜；或道听途说，捕风捉影；或主观臆测，添枝加叶。

通过对近年影响较大的虚假报道事件研究发现：虚假新闻的主动制造者，很多时候就是事件所涉及的几个当事方，他们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或捏造事实，或掩盖部分事实，以制造于己有利的舆论环境，向博弈对手施加压力。

例如，当下很多网络热点事件背后都有“网络水军”的影子，这些人受雇于事件的利益博弈方，为了自身和客户的经济利益，推动一边倒的新闻广泛迅速传播。2010年蒙牛公司经理通过网络推手，恶意损害伊利集团商业信誉就是典型案例。

一般来说，与虚假新闻有直接利益关系的人数极少，且影响有限，虚假新闻的主动制造者必须借助媒体和网络，才能使虚假新闻广泛传播。

少数媒体和网站出于商业目的参与了虚假新闻的传播，他们与虚假新闻事件并无直接利害关系，但为了追求发行量、收视率、点击率，对新闻进行片面化、煽情化、冲突化处理，在受访者选择、报道用语、版面编辑、镜头选择等方面，通过刻意夸大、以偏概全的方式制造轰动效应，致使新闻真相被掩盖，成为了虚假新闻的主动传播者。

此外，个别媒体从业人员或受发稿量考核的驱使、或受个人主观情绪的影响、或因职业技能不足，也常常成为虚假新闻的制造和传播者。

情绪动因：虚假新闻被多次传播的主要推手

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一些典型社会情绪和社会心态，如焦虑、迷惘、仇官、仇富等，也常常被利用，成为推动虚假新闻多次传播、广泛传播的主要力量。

心理学和传播学相关研究表明，人们对自己缺乏直接经验的事实进行判断，主要依据先入为主的立场和既有的情感体验，选择相信那些他们愿意相信的信息，“选择性相信”普遍存在。

随着以微博、社交网站为代表的互联网技术日益普及，普通大众可以“零门槛”、“随时随地”发布信息，人人都可以成为“网络记者”。同时，微博等媒体的“转发+评

论”互动功能，使得广大网民可以随意编辑或增加自己的评论，某种程度上人人都是“网络编辑”。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一部分“网络意见领袖”拥有百万级的“粉丝”，他们博客、微博的影响力，甚至超过了一些大众媒体。但一些“意见领袖”缺乏新闻专业背景，很容易在发布和传播信息时被情绪左右。

立场比较偏激的网民，往往会按照既有立场进行理解和判断，根本不在意该新闻是否具有真实性，甚至有很多人只看标题、不看文章内容，就开始发表评论。在现实生活中，处境欠佳的年轻网民群体不满“官二代”、“富二代”、“星二代”之类标签，痛恨“权钱交易”、“暗箱操作”之类手段。任何对弱势群体如“农民工”、“房奴”、“蚁族”、“上访村民”、“拆迁户”的同情都容易唤起网友情感上的共鸣。因此，抓住网民“扶弱抑强”这一情感需求，虚假新闻贴上了类似的内容标签，同时利用情绪化的语言竭尽渲染，放大传播。

比较理性、立场中立的网民，不会轻易相信虚假新闻所提供的信息。但这类网民往往不主动在网上发声，或者其发出的理性声音很难激发别人的情绪，因而缺乏回应，呈现“沉默的螺旋”。

媒体和网站的从业者、把关人，一方面是专业人士，另一方面也是生活中的普通人，他们难免抱持各种立场和情绪，而一旦他们的某些不良情绪渗入到虚假报道的采制、传播过程，其杀伤力就更加不可低估。

认知动因：虚假新闻被广泛接受的心理过程

在认知层面上，人们对信息的过度需求，给虚假新闻的广泛传播创造了条件。中国经济社会处于高速发展的转型期，人们普遍存在对未来的不确定感。这种不确定感造成两种结果，一是无论社会多么开放、信息多么公开，人们仍然在认知上渴求信息，担心自己得到的信息不充分；二是一些人逐渐弱化或丧失了独立鉴别能力，并形成了追奇猎异、娱乐消遣等心理。

那些被广泛接受的虚假新闻，往往在形式和内容上迎合上述心理，具备如下特质：

一是简单化、概念化、标签化、煽情化、冲突化。如“皮革奶”、“摩托妈妈”，让网民在最短的时间内觉察、记住，并再次传播。网络新闻的主阵地是门户网站，新闻标题必须简单、夸张，才能在“寸土寸金”的网页中脱颖而出。网民获取信息的重要手段是搜索引擎，其最大特点就是将复杂事件简化为几个核心概念和关键词。虚假新闻往往贴上标签，使网友易于通过少数关键词进行搜索。

二是利用了网民的从众心理。拥有相似立场和经历的网民可以组成群体，当群体中的大多数人相信并再次传播了某则新闻时，网民很容易产生从众心理。另外，网络“意见领袖”在传播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当网民发现自己的偶像提供了某条信息或评论时，很可能相信并转发网络虚假新闻。典型的例子是“金庸逝世”这则虚假消息，在被《中国新闻周刊》的新媒体编辑以“即时新闻”形式发布在他们的官方微博后，很多网友信以为真，纷纷转载。

三是利用受众的虚假同感偏差心理。虚假新闻往往给自己套上“真善美”的道德面纱，如帮助弱势群体、激发受众嫉恶如仇的情绪等，以在战略上占据价值优势；并将对手置于“假恶丑”的位置，尽可能增强戏剧性和冲突性，以此获取战术上的传播优势。

有效治理：斩断“利益—情绪—认知”的循环链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虚假新闻的产生和传播主要源于个体利益和群体情绪，而社会转型期人们的认知特点，造成了虚假新闻被轻易接受。“利益—情绪—认识”三者之间形成一个完整的恶性循环，因此，要有效治理虚假新闻，必须从切断、化解这三种动因入手。

依法治理，截断制作和传播虚假新闻的利益链条。治理虚假新闻，必须从根源上截断制作和传播虚假新闻的利益链条，关键是纳入依法治理的轨道，通过依法惩治虚假新闻的制造者、传播者，让他们得不偿失。比如：针对蓄意制造、发布虚假信息的个人，在法律上以“扰乱公共秩序”纳入治安管理处罚法甚至刑法的适用范围；针对制造、传播虚假新闻的媒体、网站，以及记者编辑，根据现有的法律法规强化执法，做到“违法必究”，才能有效威慑。另外，可以进一步强化网站弥补过错的措施，如：删除服务器上全部虚假信息、首页发道歉信息或说明等。

2012年3月，6名网民在互联网编造、传播所谓“军车进京、北京出事”等谣言，造成恶劣社会影响，被依法拘留。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案例中，网络管理部门还依法查处关闭了16家造谣传谣、疏于管理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网站。2011年3月，6名受雇诋毁伊利公司的“网络推手”被判刑。事实上，通过依法治理和追责，可以倒逼媒体和网站建立有效的责任机制和把关机制。因为，作为大众传播平台的网站，在短时间内迅速发展壮大，普遍缺乏类似传统媒体的“把关人”角色，或者即使有人把关，也可能不愿把关，甚至为了吸引网民眼球而故意推波助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