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炳华等｜亚洲传播学研究的现状与未来

原文刊载于《全球传媒学刊》2024年第1期“国际视点”专栏

汪炳华（Peng Hwa Ang）：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黄金辉传播与信息学院教授。

周文慧：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黄金辉传播与信息学院访问学者，中国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

【摘 要】本文探讨了促进亚洲传播研究发展的机遇与挑战。作者认为，亚洲传播研究需要超越传统的西方理论框架，关注本土文化和语境，探索以亚洲为中心的理论或范式。亚洲传播的实践也面临着来自不同层级的结构性因素的挑战。作者指出，中国在亚洲传播研究崛起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亚洲学者应积极参与全球话语模型中的话语范式构建，与全球传播研究进行对话。

【关键词】亚洲传播研究；去西方化；结构性因素；中国传播学研究

人们每隔几年就会对亚洲传播研究的现状进行分析，问题始终聚焦在为什么拥有地球一半以上人口的亚洲在传播学研究方面落后于西方，以及如何才能迎头赶上。当本文付梓时，QS世界大学学科排名发布了年度结果，很明显西方在传播学研究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本文探讨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学者们如何尝试在概念层面上解决这一问题，以及亚洲传播学研究向前发展的道路上存在的障碍。

本文将以中国为背景探讨这些议题。当亚洲传播学者发表的国际论文数量大幅增加时（So，2010），中国对这一增长的贡献最为显著。中国已成为传播学领域的主要贡献者，中国学者在传播学期刊上发表了大量高质量的论文。2021年，一项对中国四十年社会科学研究的研究发现，相对于国内期刊，中国学者倾向于在国际期刊上发表文章，且作为第一作者发表的数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这些文章也更多地发表在学科排名前四分之一的期刊上（Zhang et al.，2021）。

一、西方主导的传播和传播学研究

现代媒体的兴起以及围绕其使用的研究可能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传播学研究领域的先驱们，如拉斯韦尔、施拉姆、勒纳和普尔，他们的研究都由美国政府直接资助，或通过军方和美国中央情报局间接资助（Simpson，1996）。对冷战和热战的关注是该类研究的重点和方向。

媒体、传播和传播学研究与地缘政治密切相关，这一点可以从迄今为止位于新加坡的亚洲大众传播研究和信息中心（Asian Centre for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Information，AMIC）的历史中得到证明。AMIC是在冷战背景下由德国社会民主党弗雷德里克·埃伯特基金会（Frederich Ebert Stiftung，FES）于20世纪70年代初成立的。事实上，当柏林墙倒塌后，该基金会逐渐从AMIC撤回资金，转而用于重建柏林。在柏林墙倒塌十多年后，由于FES停止向AMIC提供资金，AMIC进入和平时期的衰落阶段。

在地缘政治背景下，我们可以理解早期的亚洲传播学视角是“去西方化”。去西方化传播路径的实质是对失衡传播权的颠覆和重塑。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西方世界打着“第三次浪潮”和“世界公民”范式的旗号，本质上是在宣扬一种符合西方价值观的文化逻辑，背后是以西方价值观为中心的文化趋同。或者，用Miike（2022）的话来说，最终将成为一个世界和一种文化。因此，去西方化既是一个概念问题，也是“一个反抗霸权的政治问题”（Craig & Xiong，2022，p.21）。

西方的文化统治地位也可能是由于其发明了现代媒介技术（如广播、电视和如今的互联网）的先发优势。值得称道的是，西方和国际机构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进行了自我反思，认识到了信息流动不平衡的问题，成立了为促进“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New World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Order，NWICO）的麦克布莱德委员会（Mc Bride Commission）。20世纪80年代，亚洲传播中心才出现。这也是对西方范式进行批评和争论的时期（Rogers，1985）。Miike（2016）认为20世纪80年代的三场会议汇集了以亚洲为中心项目的研究人员和论文。其中，1980年和1982年的两次会议是由夏威夷东西方中心（East-West Center）组织的，主题是“东西方视角下的传播学理论”（Communication Theory from Eastern and Western Perspectives）。第三次是1985年由AMIC主办，在曼谷法政大学（Thammasat University）举行的为期三天的“大众传播理论：亚洲视角”（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The Asian Perspective）研讨会。在那之前，传播学领域的许多理论框架都是直接从西方引入的，并被视为标准化的系统建构。

二、与西方理论的不同之处

事实上，传播学研究的方法和过程并没有遭到亚洲学者的排斥，反而受到了欢迎和推崇。也许定量方法给人一种严谨和客观的感觉。尽管如此，也有学者对其扩展到亚洲的现状提出质疑，下文将对此进行说明。

就像一个主张独立的孩子一样，我们应首先在概念思维层面探索“去西方化”。在西方范式中，研究强调理论建构、模型构建和数学分析。社会科学理论与科学理论没有任何不同——在相似条件下的变量应该相互作用并产生完全相同的结果。这是实证主义范式，与西方技术革命的理性主义思维相关。

其次，纵观亚洲文化历史，解释主义哲学占据主导地位，这使得亚洲传播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更加关注现象解释和伦理规范（Waisbord & Mellado，2014）。亚洲传播学者倾向于发表需要反思但不需要数据的文章，这使得对理论的关注被忽视了。一旦脱离了地域文化，特定地区传播现象的关注度和解释力就会急剧下降（Chen，2006）。

“亚洲中心转向”的先驱学者是YoshitakaMiike。他认为，向内深入、向外开放的中心精神是地球村“多样统一”（unity in diversity）和“和而不同”（harmony without uniformity）的关键（Miike，2013）。也就是说，亚洲传播学研究意味着向亚洲寻找过程、模式和理论，同时向西方保持开放但不盲目模仿。尽管在概念上很有吸引力，但在实践中该方法尚未产生以亚洲为中心的理论或范式。

另一种去西方化的方法是使用宗教或哲学概念。基于此，Gunaratne（2002）将中国哲学的阴阳互补概念与西方哲学的辩证法相结合，提出了以人为本的传播渠道和自由表达理论。Miike（2006）提出以亚洲为中心的五个主要议程，主张从亚洲文化中获得理论启示、扩大研究的地域焦点、比较和对比亚洲文化、将理论视角多元化和历史化，以及直面元理论和方法论问题。例如，Gunaratne（2014）提出东方文化中的伦理主张对于补充西方新闻范式、提高新闻业和新闻记者的质量具有重要作用。宗教主旨为伦理学提供了崭新的视角。但在定量研究方法中，我们很难看到运用宗教或哲学概念会产生不同的研究结果或观点。同样，虽然这种方法在概念层面上很有吸引力，但在实践层面上的应用却充满挑战。

实际上，上述路径的提出旨在表明亚洲传播学研究是亚洲独有的。然而，如果对此采取强硬立场，就意味着忽视普遍主义及其理论。这是一个难以辩护的立场：说不存在普遍的理论本身就是一种理论。

为了克服逻辑上的不一致，Wang和Kuo（2010）提出了“文化可通约性”（Cultural Commensurability）的概念，其理念是关注以文化为中心的范式以避免亚洲版的“欧洲中心论”危机。这是一种非极化的方法，从而允许传播学者在没有意识形态偏见的情况下进行理论研究（Kuo & Chew，2009）。这种方法要求采用全球文化融合的方法，即作为全球传播学者的共同体而不是被民族断层线分割开来的共同体来解决研究的不足之处。

文化可通约性方法具有兼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吸引力。以议程设置为例：它在有审查制度的国家（如新加坡）行不通，因为审查制度干扰了议程设置过程。在对新加坡的研究中，发现媒体的“议程”与受访者的“议程”不同（Kuo et al.，1993）。在中国，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只存在于国家重大议题上；相比之下，个人议程与媒体议程无关。该研究显示了在不同政治和媒体结构中，议程设置存在细微差别（Zhang et al.，2012）。中国社交媒体（如微博）为中国公众提供了一个表达公共事务意见的平台；然而，仍然设定了允许批评的政治界限。结果，中国网络空间被认为部分扭转了议程设置效应（Jiang，2014）。因此，对文化背景的理解完善了议程设置理论，事实上也使其更加有力。

三、尝试性探索与挑战

在其他领域，亚洲与西方的路径也有可能得到调和。亚洲学者应该参与全球话语模型中的话语范式构建，而不仅仅是提供替代框架和定制解释范式（Esteban et al.，2012）。也就是说，研究应该被视为一种话语，或者更通俗地说，是一种建立更大范围的对话。此类对话中的双方必须享有共同的术语和与之匹配的语言才能推动对话向前发展。这种需求为更好地达成共识带来了希望。

这一话语隐喻指出亚洲传播学者需要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建立一个学术网络社区。Thiongo（2012，p.14）观察到“亚洲、非洲和南美洲之间的联系一直存在，但在我们这个时代，由于欧洲仍然是亚非拉对话的中心调解者，这种联系已经变得不可见了”。

由于结构层面特别是政治文化的原因，也可能存在不可逾越的差异。例如，在一些国家，新闻和传播被认为具有非常强大的影响力（这或许是中央情报局早期资助研究项目的结果），以至于当时的政府决定对媒体进行严格控制——从种族关系到完全腐败的“敏感话题”可能不会在国内得到讨论。

目前大部分应对西方在传播研究占主导地位挑战的考虑都是概念层面的，这种宏观层面的思考至关重要，因为这样才不会使研究工作误入歧途或死胡同。然而，此类思考不足以应对挑战，其他语境因素和文化因素也使得亚洲传播在实践中很难在短时间内崛起以挑战西方在传播领域的统治地位。

在这里，关于中国的考虑是突出的。单单因为其拥有的十多亿人口规模，中国就有潜力成为任何领域研究的主要参与者甚至是主导者。更重要的是，中国政府正在投入资源进行科学研究，虽然这类投资的回报速度相对缓慢。

四、结构性因素

大学生态系统中的一系列因素实际上加强了西方在高等教育中的主导地位。在宏观区域层面，有一个障碍是缺乏亚洲主导的国际传播会议。美国有国际传播学会（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ICA）、美国传播学会（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NCA）和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学会（Association of Education in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AEJMC）等财务上自给自足且享有盛誉的学会；欧洲有欧洲传播研究与教育协会（Europe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Educati on Association，ECREA）。上述的每一个组织都备受推崇，获得他们颁发的奖项是对职级晋升的有力保证。与亚洲最相关的是AMIC，本文第一作者担任该学会主席长达九年（2004—2013年），并以此身份试图引导其成为一个学术协会。然而，AMIC一开始并没有举办年度学术会议。和欧美会议一样，该会议也使用英语作为会务用语，使得它在南亚和东南亚较为知名，因此，来自东亚的与会者较少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本文写作之际，亚太传播联盟（the Asia-Pacific Communication Alliance，APCA）正由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时任常务副院长、新闻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新闻史学会（中国最负盛名的传播学学术协会）名誉会长陈昌凤主持工作。APCA是一个各传播学会的联盟，这里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渴望亚洲传播研究崛起的研究人员。它的第一次会议于2018年举行，并计划与亚洲公共舆论研究网络（Asian Network for Public Opinion Research，ANPOR）合作在亚洲举办一系列年度传播会议。遗憾的是，该计划因新冠疫情而受阻。AMIC和APCA应该正在筹划一场强有力的年度亚洲传播会议。

另一个结构性制约因素是亚洲对大学排名的关注。对一定程度的基准设定的渴望是可以理解的。大学是“昂贵的运营企业”，亚洲各国政府都投入了数亿美元用于高等教育和研究。某种形式的问责制自然是必要的。因此，基准设定是评估这数亿美元投资的有效性的有用指标。不幸的是，只计算可计算的东西似乎是人类的本性。在这种情况下，他引数往往被视为货币。通常优秀研究者的引用次数会高于质量较低的研究者。但有许多原因可能导致优秀的研究者没有很高的引用次数，研究的主题和地理区域就是其中的两个因素。一些领域（如自然科学和医学）通常会比人文科学获得更高的引用次数。同样，在英语期刊上发表文章可能吸引更多的读者和引用，因为会有更大的全球受众。

一些研究表明，非母语语言写作对中国学者的学术发表构成了障碍。在一项研究中，一位受访者表示：“我的英文论文很难达到理想的水平……（用英文写作）需要更长的时间来思考和组织我的想法。”（Jiang et al.，2017，p.438）尽管用英语写作面临挑战，但许多亚洲学者仍然尝试在英语期刊上发表论文，因为这意味着有可能获得国际出版机会，吸引更大的受众。这往往会削弱国内期刊的影响力。在中国，知名学者被期刊邀请担任客座主编或被约稿以提高期刊的影响因子。这种做法虽然有助于提高引用量，但它可能会削弱同行评审过程的严密性。

最初对双盲评审的抵触情绪——因为这可能导致资深教授的作品被拒绝，而资历较浅教授的作品被采纳——在很大程度上已被克服。但从本文第一作者作为《亚洲传播学刊》（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主编的经历来看，评审工作本身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好的审稿意见会告知作者论文出了什么问题以致被拒绝；好的审稿意见也会告诉作者如何改进稿件，使其成为更优秀的研究成果。这样的审稿意见可以非常详细，用单倍行距的字体写上好几页。本文第一作者也见过简短的只有两句话的评论。这样的评论对任何人都没有帮助，被拒稿的作者也不知道如何改进作品。

亚洲的传播学者必须帮助培养一种对同行评审有益而不是刻薄的文化。有趣的是，在本文第一作者担任《亚洲传播学刊》主编的三年多时间里，该期刊还没有收到过任何刻薄或讽刺的评审。相比之下，本文第一作者曾收到的其他评论却如此讽刺，以至于相关期刊的主编不得不道歉。亚洲文化中有一些积极的方面可以供审稿人借鉴。

在中国，同行评审系统也面临挑战，因为优质期刊收到了大量投稿。《现代传播》是由中国传媒大学主办的期刊，成立于1979年，最初名为《北京广播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每个月会收到600到1000份稿件（Zhang，2019）。本文第一作者主编的《亚洲传播学刊》每年收到约400篇稿件，不到中文期刊收稿总数的8%（根据与其他主编的交流，许多著名的英文传播期刊每年收到的投稿量都不超过1000篇）。在一次小组讨论中，某期刊主编透露了这一惊人的统计数据，他表示由于投稿量大，那些没有送审的退稿不会收到任何电子邮件通知。相比之下，本文第一作者确实会尝试指出大约300份退稿每一份的原因。

五、实践局限性

观察亚洲传播实践如何提高知名度是很有启发性的。在这方面，中国的例子很有用。近年来，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促使中国学界不再盲目跟随英语语言学术索引。在被称为“根本性改变”的情况下（Zhang et al.，2021，p.394），Web of Science排名和影响力指标被放弃，而中文期刊（即国内期刊）受到了青睐。在评估和资金方面，将重点更多地放在文章质量而不仅仅是期刊的排名上。很少有国家能够像中国一样采取这种做法，因为中国国内市场的任何产品或服务都远远超过其他经济体。

因此，我们应将这些举措视为尝试摆脱以欧洲为中心的全球知识生产秩序的实验性的一小步。研究表明，在越南和苏联接受培训的研究人员视自己为知识创造者和批判性思想家，因此将研究理解为知识生产。相比之下，在西方国家学习的研究人员将研究视为一个严格的过程，将自己定位为在国际同行评审期刊中根据规定的标准进行评估的研究的生产者和传播者（Hoang，2023）。对于后者而言，知识不是由个人单独创造的，而是通过学术社区审查和认可的过程产生的。由此可见，缺乏对学术合法性和学术主体地位的自我认同对学术研究的国际化程度有着重要影响。

在中国，一些高校之间开始出现资源分配不均的现象。许多大学为博士生毕业设定了严格的发表要求：学生必须在一定数量和特定级别的期刊上发表文章。这导致博士生导师倾向于向自己的学生提供学术资源以帮助他们毕业。例如，如果某期刊向他们约稿，他们可能会把自己的学生列为合作者；或者，他们可以在自己的期刊专栏中发表与学生共同署名的文章。然而，资历较浅的教师因为没有类似条件，所以面临着无法为其学生提供此类资源的挑战。

与此相关的一种现象是封闭的学术网络，相当于学术界的商业关系网，字面意思是“封闭的网络”（closed network）。Li和Lee（2014）发现，这些社交网络被用来收集公众无法获得的数据以提高投稿的优先级和发表率。可以说，这些网络类似于西方的引用卡特尔（citation cartels）①；但实际上，它们更接近产生于中国文化背景的老男孩网络（oldboys network）②。因此，它们很难被根除。

六、关于未来

未来对亚洲传播研究意味着什么？预测未来趋势的最佳因素之一是人口统计学。从漫长的历史时期来看，经济实力与人口息息相关，而经济实力又是政治和军事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印度和中国是全球的经济大国，即使它们没有在全球范围内展现出这种力量。基于这个历史背景，过去的几个世纪，西方在经济和军事上的主导地位是一种异常情况。在当今的经济环境中，人口不一定决定命运，但一定代表着一个市场。因此，中国企业在自由市场竞争中可以挑战美国企业并不令人意外。随着这种崛起，亚洲的传播研究将会崛起，尤其是当中国和印度的组织和机构发挥着关键性、领导性的作用的时候。但这需要时间。如前所述，这其中有宏观地区层面的结构性因素，也有国家和学术层面的结构性因素，以及文化因素。

亚洲传播研究的崛起是不可避免的。这并不是由于任何固有的因果平衡观念，而仅仅是因为亚洲国家，特别是东亚的国家，在各个教育层面上都在进行投资。在概念层面，我们仍然需要进一步区分和确定何为亚洲传播。正如上文所示，不是所有的观点都内部一致。尽管如此，我们已经迈出了第一步。在当前西方反亚洲情绪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亚洲学者正重返亚洲。随着资源、思想和人才的加入，未来对亚洲传播研究来说前景看好。当然，这将是一场长期的比赛。希望胜利者是传播研究，像所有的研究一样能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①这指的是一群研究人员在学术界从事与引用和出版相关的不道德或操纵性行为的现象。他们可能通过使用不正当手段（如人为夸大自己或同事的作品的引用次数）来提高他们的研究声誉或争取学术职位。

②这是一个用来描述一种特定社会网络的术语，通常指的是由一群有着共同背景、经验或关系的男性所组成的互相支持和合作的社交圈子。这个术语最初用于描述在商界、政界、学术界或其他领域中，那些曾经在同一学校、军队、社交团体或公司工作的男性之间建立起的紧密关系。